缅怀江主席

一位海外华人的无限思念

江泽民主席享年96岁高龄（与英国女王同寿），虽然早已离休，但其离世仍然使我们恋恋不舍，缅怀之情犹如长江之水，源源不断，绵绵不.


江主席的丰功伟绩与个人魅力，政府与民间已有公论，只是难免挂一漏万，笔者就自己当年所受的最大感动，至今记忆犹新，纪念如下，但愿能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发扬光大，也许是对江主席的更好悼念。
8964之后，江主席出任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时，那时的祖国外遭西方国际制裁，内存64风波的未尽余波，于国际国内都需要以崭新形象面世，虽然有邓小平、习仲勋等总设计师们开创的改革开放基础，但该基础远非完善、稳固（不然，也就不会导致64那段震荡了），而且，邓小平先是保持军委主席，后来也是退而不休，至少在“发挥余热”，直到92年的南巡讲话作出最高指示，就是公开的证明。故，即使在主政时期，江主席也得上下顾及，各方权衡，既要大刀阔斧，又得稳妥平衡，才能有破有立，游刃有余，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极大的效果.


一是，他基于身为老共产党员的初心及民心所向，弘扬扩大邓小平东山再起后已推行的政治改革：实行县区级人民代表直接选举、差额选举、平等竞选，使中国基层政界焕然一新，活力大增（连我那位表姐夫——毫无背景的乡镇初中生物教师，也是正直、勤奋、朴实的A型，就在学校的支持下，一举竞选上了县人大代表，而且，直接选举产生的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确实发挥着不亚于西方议会的作用，以致他还因积极履行了人民代表的作用，进一步受到重用，出任镇长、乡党委书记等职，这种例子在全国当年不胜枚举）。江主席在此基础上，为了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互相学习与竞争，收集全国性开展了为期五个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果，其中之一应该包括我当年在广东省总工会工作时，参加省委组织的派据广州市郊区钟落潭镇五龙岗村社教工作队，在最后一个阶段：为农村健全民主法制，因我是法律专业，就负责该工作，我几乎是一气呵成“农村民主自治办法”草案，共28条，先在我们省工作队全体通过后，召开全体村民大会，宣读与讲解该草案，赢得全体村民的如雷掌声，村支部书记与村长例外；后来把我的该草案逐级上报---，终于在1998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包括请求考察中国（西安）农村建设之前，国家颁布了正式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该法与我当年的草案高度一致!只可惜，没有了我草案规定的“村支部书记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罢免后，由乡镇党委集体决定任免；上级党委可以否决，但不能另行任命，只能由全村党员重新选举或罢免，乡镇党委仍然不批准的，提交县区一级党委裁决------如此，才兼顾党员民主权与党委领导权的民主集中制）——实际上的农村民主管理法，史无前例的在全国农村、在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农民社区实行了直接民主制！孙中山倡导的四大政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如中国梦一般终于降临到几亿中国农民身上，让农民们恍如隔世，成为真正的主人——掌握了做主的权力！该法虽然与我的草案有涉及村支部书记任免的差距，但因那个时期提倡党政分工，甚至在公有制企业里，书记的地位、权力远不如行政负责人，故，就比美国西方的基层社区民主制并不逊色，比台湾直到2005年民进党才实施的【公民投票法】还早了八年呢！


可见，在实行直接民主制上，共产党一党执政丝毫不比多党制差，其实还更容易实施，也能够更完善（详见笔者相关专论）。


如果说，邓小平在农村实行的承包责任制是在经济上解放了广大农民，那么，该法就是在政治上解放了亿万农民，使全体农民真正当家作主了，才能进一步巩固了承包责任制等经济成果，减少了因村委负责人假公济私、滥用职权，导致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常常被侵犯的众多案件，还能够使农村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开始走均富的道路，缓解邓小平提倡的“党员干部带头先富，先富带动后富，从而均富”的必然性重大弊端：当农村党员干部的权力不受制约时，带头先富往往会以权谋私，侵犯集体甚至他人的利益，不仅导致贫富悬殊，官民对立，而且，也不可能带动后富，因为，人的欲望无止境，还往往喜好高高在上的虚荣、好胜心理。只有全民能够做主时，才会既充分发挥群策群力，众志成城，集体的民主力量远远大于任何个体私营或村干部独裁下的旧集体力量，又始终兼顾众人利益——公平，才能均富。


至于说，后来的农村建设、村民感受的效果并不尽人意，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后来几次修改了该法，可惜主要的修改是退而求其次，就如台湾后来也是多次修改【公民投票法】，却是越改越退步，退到少数人可以凌驾到多数人的意志之上，违背民主制基本原则之自然规律性：少数服从多数！


这一大政绩是江主席之立，其破则是.


二，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主要是鼓励改革开放要“胆子再大一点”，并在本来就弊大于利的“党员干部要带头致富”的基础上，扩大到让全国的党政军机关“富余”人员也可经商办企业，一时间，公务员包括司法人员、军人也可以在保留职位、薪资的同时，利用本单位本职工作之便做“合法”的生意，名义上为单位创收！


这，根本无需看事实数据，其逻辑后果就可想而知，比如笔者那时已调到广东省级司法机关工作了，本来就高高在上的省高级法院大厦的一楼、面对人民群众的一线，就大书特书那招牌：广东法通法律服务中心！（似乎生怕老百姓看不到），几乎就是包揽诉讼、包打官司——当事人就不得不“合法”的花成倍的律师费聘请准法官来司（私）法，连路人都无不侧目，以致后来查办的广东省高级法院院长麦某巨大贪贿案，其中主要的上亿贿赂案就是其媳妇包揽诉讼的合伙分赃；就因军人也允许在外经商，又财大气粗了，多地特别是广州街头经常是军车无视交通规则，横冲直撞，似乎和平的街头如战场，甚至还发生-----，连荷枪实弹的警察都无可奈何；当年我在省检察院法纪检察处（反渎职侵权犯罪局的前身）从事侦查工作，有一次下属的汕尾市检察院上报：一起其管辖的陆丰市政府玩忽职守、导致重大走私案的线索：某部队通知当地查处走私的设卡，要求不得检查，并直接放行几十辆疑似走私的外国汽车！如果不放行，他们就开军车冲卡！陆丰市政府负责人不敢得罪军人，指示沿途关卡放行......请示是否立案侦查？处长叫我去他办公室，语重心长的说：小徐，这案件很敏感，不宜在处里开会讨论，因你是咱们公认的业务能手、法律专家，就想先听听你的意见？我天性就是胸怀正义，直说：主观上讲，虽然市政府负责人有被胁迫的成分，但还远不足以使其无法自由表达，那他们指示放行就是其主观上的犯意；客观上讲，我国体制是上级领导下级，下级不敢作主的，就得及时请示上级政府处理，但他们却没有履行请示职责，自作主张；最后导致国家重大损失；故，应该以玩忽职守罪立案查处；并连带侦查其是否存在受贿甚至合伙分赃的问题！后来，我就不便再说了（唉，但愿这类过去式并非公式，被反复使用）。


故，当邓小平97年仙逝后，江主席化悲痛为力量，立即顺应民意党心，果断宣布：坚决结束那“合法的腐败”！当年要一下割除全国大量党政军人员最大的特权油水，可想而知有多大的阻力，要冒多大的体制内风险！但是，正如习主席所说：打铁还需自身硬，正人先正己，那也反证江主席一家应该是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如果江主席一家人有被海外传说的经济问题，岂能镇得住那庞大的特权阶层？！我当年参加省委成立的查处“广东国投亏损千亿的金融大案”（其中160多亿是外资，故，惊动国际社会，几乎要引发金融风暴！朱镕基总理亲自出席中外记者招待会答复此案）专案组，当查处到一位常驻香港的国家安全系统特情的巨额贪腐时，他就威胁我们：他们手里握有中央领导家属腐败的证据光盘，如果我们抓他，他们就会在海外曝光。我们专案组不得不暂停，立即上报中央，江办（江主席办公室）当天就答复：不要有任何顾虑，坚决查处！真是掷地有声，光明磊落！


三、江主席大力扫荡那段时期的贪腐风气，更体现在常规的查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腐败中。虽然，在邓小平恢复公检法起，检察机关也恢复原了专门侦查贪腐贿赂的经济检察部门，并强调司法独立办案，以因应蓬勃兴起的搞活经济里的以权谋私，泥龙混杂。1986年我们在昆明市检察院经济检察处实习的半年，就天天投入应接不暇的反腐侦查中，那时，只要检察院的警车出动，街道的市民每每夹道欢迎，特别是我们从一栋栋大楼里揪出腐败分子时，围观的群众秩序井然的拍手称快，可能也还因那时的检察官制服与军官制服很像，很威严。当然，更在于那时的腐败分子基本上都是公有制企事业单位的，虽然也有些政府官员的腐败，那至少没有上述的官商合一、军商合一、以商养情的特权分子公然持权抗拒，以致检察机关反腐比较顺利。


江主席出任时，面对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顺应民愿，支持检察机关与纪委两大部门加大反腐力度，广东省检察院借鉴香港那比较行之有效的廉政公署，率先成立了“反贪污工作局”，效果斐然，全国各地检察院纷纷响应，山东检察机关更是后来居上，省检带领泰安市检，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下，雷厉风行的首先侦办泰安市委贪贿大案，七位常委就被逮捕五人，包括所谓年轻有为的市委书记胡某，然后，乘胜追击，除恶务尽，掀起整个泰安市的反腐风暴，直至查究到乡镇公务员，共拘捕四百多大小官员，市委书记胡某虽然只是受贿60余万元，但就被一审从严判处死刑！该起反腐风暴受到江主席的肯定，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赋予史上仅有的最高评价：泰安案件，功载史册！真如为泰山拨云见日，让整个中国得以如东山再起，发展速度无愧为世界“五岳”之首！


虽然，该市委书记胡某因在当地的口碑其实不错，特别是重视教育与教师待遇，以致当地教师们都联名写信请求最高法院刀下留人，才最终改为死缓。但江主席更以铁腕治吏，位高从严，如果说，毛主席在建国之后最高拿地厅级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大案来开刀问斩，也迎来相当长时期的吏治清风，那么，江主席可以说是与时俱进，长江后浪推前浪，史无前例的直到拿下副国级的成某、副部级的胡某开刀，尽管他俩的贪贿数额只是千万计，并全盘公布了胡某还恬不知耻的购买假文凭、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的邪恶，临死前跪头叩拜、乞求活命的丑态，以儆效尤！毕竟，越是贪官越怕死，贪钱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日后享乐无穷，若是因而死了，那岂不是白搭！只要不被处死，他们就有恃无恐，呆在特殊待遇的监狱里，他们会迷信“有钱能使鬼推磨”，权当暂时的另类度假；连临时关押的看守所都大有讲究，如广东专门关押处级以上官员的省看守所就设在广州市郊的长寿村，真是“好山好水”，只是“好无聊”，四人一房，有小彩电，床铺配蚊帐等。我第一次看到就对此待遇反感，一位同事则“好心”的说，不能让他们感到反差太大，毕竟都是处级以上的官员。以致有次我审讯一个处级贪官暂定为玩忽职守造成十几亿损失的大案时，我就想深挖他们难免的受贿重罪。他以为我也不过如前任一样对他讲客气，拿他没办法，毕竟受贿只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仍然软磨硬泡。我就针对他这类人贪图享受、怕死怕苦的心理，就说：如果你仍然拒不交代，那就立即把你转到海珠区看守所关押，让你真正“与民同乐”，感受极大反差！那里的嫌疑人常常更恨贪官，就因你们贪腐，他们才去犯罪，而且，他们无论如何犯罪所得，也往往不及你们的九牛一毛呢。你想想，如果你与他们成为同窗，会有怎样的待遇？他们很多还特别喜欢打沙包呢。这一“文明礼让”，吓得他脸色大变，哀求：不要不要，我招，我招！并汗水与墨水齐下的自书受贿供状。


一招制服，只可惜后来.


四、江主席不仅在经济方面清正廉洁，在道德方面也是要求纯洁高尚，仅举一例足以佐证：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各地特别是广东东莞误解“胆子更大一些”，提倡所谓“繁荣昌（娼）盛”，几乎公开允许色情行业，以致连协助当地维护治安的一队武警也受“常在河边走”之害（湿了鞋），虽然还没有造成相应的社会舆论影响，连我们省检人员可能大都还不知情，只是内部传闻（因我哥在广东省公安厅工作，当时武警的业务受公安厅调度），但江主席知情后，疾恶如仇，义愤填膺，一连发了三道亲笔批示，反复要求坚决查办！维护中国军人的纯洁与高尚品德！真是洁身自好，为民师表！仿佛如他演奏的琴声、歌声一样纯洁，悦耳，动人心弦。


当然，江主席领导时期也有两大遗憾。一是，国营企业连带集体企业改制的巨大损失，不过，这主要应是国务院的过失，因为，那些并非国家立法，无需江泽民作为国家主席审阅签署颁布，只是国务院的行政范畴，即使当时也颁布了个别国有制企业改制法律，也是由国务院负责制订，更多的相关条例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直接就由国务院制定。主要是参照俄罗斯叶利钦搞的“休克疗法”，大部分国营企业实行私有化，不仅没有实行“全过程民主”决定哪怕只是监督，甚至估价、竞选、拍卖等都没有充分公开，当然谈不上公平，更不可能科学，仿佛一夜之间，享有领导阶级光荣称号的全国工人阶级就沦为雇工，价值不菲的企业往往以象征性价格甚至零成本就出售给私人，摇身一变成为私营业主的老板们可以任意把原本有终身保障的工人冠名为富余人员，一次性买断下岗失业，保留的工人们再也没有往日的监督、批评、建议、终身工作及退休等权利。广大工人阶级从与领导们事实上的一家亲，变成私有制的劳资对立。但问题是，西方社会的资本家是完全靠自己白手起家的公平竞争而成，以致凡属能够继续存在的企业家基本具有经济能力、经验与品德者，相形之下，国内企业情何以堪？而且，上行下效，使本来依法实行民主管理的全部集体所有制企业也跟随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官僚独裁制，导致后期普遍性的灾害，也使江主席提倡的“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遭到颠覆性挫折——工人阶级连工作稳定的地位都不保了，哪能还敢、还能如主人作主、哪怕只是如客人说话呢？没有“众志（智）”，怎能“成城”？没有“群策”，哪有“群力”？毛主席说的“人多力量大”，当然首先、主要就指必须能够焕发人多的智力与公心力！


那时笔者当年正是在广东省总工会培训中心任教，为此忧心忡忡，每天与全省企业工会干部教学相长，我讲授时也是有破有立，在据理批评这种改制的同时，全面介绍了那个时期前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实行的“社会所有制”——在公有制企业实行的准直接民主制，在那盛行的十几年时间里，迅速使南斯拉夫的经济后来居上，其主要指标一直领先整个世界，获得国际社会的公认！只是该经济制度还不够完善，还没能把当代西方的私营经济、东方的国有制经济远远抛在后面，故，我讲课时加上我的独创，完善成了真正“民主经济”的雏形，一家民主经济企业的能量将足以超越全部私营与国营经济的总和！我缜密的逻辑推理，系统的科学解剖因果关系，深得学员们共鸣。无奈人微言轻，甚至还被某领导斥责为“反对改革开放”“要闹工潮”----，连我一直想去南斯拉夫实地考察也无法如愿。


唯有实行真正的民主经济，才是与土地实行全民共有制相配套的共产主义的两大科学内涵之一，才能以一当十、百、千、万，一家民主经济实体足以超过无数私营或官营企业！道理再简单不过：民主经济内每个员工都有权平等作主、公平进退，就比家庭成员还尽心尽力，企业就一直能够获得全体力量的相加之和、相乘之积，甚至是乘方级数的智力与体力，而私营或官营企业则是劳资对立，力量相减、相除，私营、官营的经济数据、成果，因缺乏真正的经济——民主经济对照，也没有以全人类、整个大自然这最大的成本来衡量，其数据再大，实质上会是负数，表面上的硕果累累，也多是毒花苦果，以致全球自然环境不断衰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无比科学的理论遭排斥，每个人的体质每况愈下，无论何人的寿命都无可救药的止步不前，连比乌龟等低级动物的寿命都远远不及！


同时，唯有实行一党执政下的直接民主制，才是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才能凝聚人心人力，政府施政才能最轻松、有效、大智，人人才能够、才愿意充分发挥各自的智力体力甚至财力，官民之间才能亲如一家，那时，人类大家庭的大家长必然是人人拥护的如家庭血缘长辈一样终身唯一，期待并帮助其长生不老！


那时，别说区区美国带领西方多国包括台湾，哪怕是联合世界各国来围堵中国，也只会堵在中国的门口——争先恐后的请求和平统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产主义全新世界、习主席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里！而台湾则会插队，主动以本来同根同族同文化甚至同属一国的名义恳求先“和平统一”呢；中国人民可能只能如此应对这围堵的局面：喂，喂，请大家别急，都排好队，先来后到，我们保证各国、全民都可以平等的成为我们大家庭的成员、亲人！至于能否给台湾插队的待遇，就由各位发表高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