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 ：中国近现代史的里程碑
二零一五年九月三日，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日。抗日战争是历时六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区的主要战场，但自“九一八”事变起（近来国际史学界有人将这一天作為二次大战的起始日），中国的抗战历时长达十四年。抗日战争跨越时间之长、战场分布之广、战争规模之大、战事拼搏之惨烈、军民经歷之艰苦卓绝，均为世所罕见。中国為抗战胜利付出了三千五百多万军民伤亡和五千亿美元财產损失的巨大代价，也为中国历史所仅见。前辈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永远是后辈们的楷模和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
抗战胜利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光辉里程碑，是中国国运从衰败的谷底翻身的转折点。自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开启了充满屈辱与苦难的中国近代史以来，抗战胜利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第一次打败外国侵略者，而且打败的是在甲午战争中完胜中国的日本，它对中国人的激励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七十年过去了，抗战胜利仍然是中国人记忆深处最辉煌、最自豪、最难以忘怀的大事，更是中国人永恒的创作源泉。二零一二年中国大陆共拍摄了近二百部抗日影片和电视剧，中国电视城横店一年四季都同时有四五十个剧组在拍抗日剧，据统计该年共“消灭”了近十亿个“鬼子兵”。
然而，由于抗日战争的两大领导者和参与者–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產党至今未了的历史恩怨，对抗日战争这段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悲壮、最恢宏、最辉煌的篇章，至今仍有许多没有得到澄清的史实和没有达成共识的争坳：谁领导抗战、谁才是抗战的正统和主力、蒋介石在抗战中的表现和作用等，这些争坳依然贯穿在国共两党各自撰写的煌煌抗战史巨著中。作為一个身在海外的普通中国人，笔者无力评说上述争坳谁孰对孰错，只想尽力摆脱党派之争的束缚羈绊、荡涤洗脑教育遗留的政治偏见，试论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毁誉得失。
蒋介石：历史伟人的一面
说起抗战，就绕不开抗战时期中国最高国防机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先生，因為蒋是当时唯一一面能汇聚并号召中国各党派武装、各地方军阀一致抗战的旗帜。在日本人扶植了“满洲国”、汪精卫政府和其它偽政府的险恶政治环境下，在日本人狂言“三个月灭亡中国”、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国东半部地区的疯狂军事进攻面前，没有蒋介石这面号召抗战、坚持抗战的旗帜，即使有外国的军事援助，各自為战的中国各方武装力量也无法在统一的领导和指挥下（虽然有时是名义上的）同仇敌忾地抗击日军，更难以坚持到抗战胜利。
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后，若中国不存在一个以蒋介石為首的、名义上统一的中央政府并拥有强大的军队，若中国不是同盟国的坚定一员并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国在“雅尔塔会议”中失去的只会更多，中国也没有资格参加“开罗会议”；中国更不可能在二战后从美英苏手里争取到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块政治大蛋糕。须知在七十年后的今天，与中国人口相仿的大国印度在多番努力下，却仍然与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块政治大蛋糕无缘。二战后若中国没有一个名义上统一的中央政府、不是同盟国的一员并拥有强大的军队，二战战胜国苏联极可能挟其巨大的军事优势，在出兵中国东北赶走日本人后，继续扶持“满洲国”，使“满洲国”成為苏联卵翼下的新傀儡、另一个外蒙；苏联也很可能至少吞并半个新疆；其它列强在二战后也会继续拥有并扩大它们的在华利益和特权。站在中国在战时没有被日本亡国灭种、没有继元朝与清朝之后再“迎来”一个由外族入侵建立的“倭朝”，在战后没有继续被列强瓜分的历史高度，蒋介石是位历史伟人。领导抗战、坚持到抗战胜利并在二战后为贫弱的中国赢得了联合国五强的大国地位，是蒋介石彪炳史册的重大功绩。
旗帜上的污垢，光环背后的阴影
然而，蒋介石是中国错综复杂的近现代史造就的一位多面人物。他身不由己地被推上了抗战这出历史大剧的舞台，由于自身能力和时代的局限、党派利益的过度膨胀，这面旗帜上留下了不少污垢；蒋介石在抗战期间也犯下了不少战略和战术错误，伟人的光环背后有不少阴影。
一.“攘外必先安内”，丢掉东北，后患无穷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把阻止日本吞并东北的希望寄托于“国联”和日本盟友德国的调停，中国军队没有进行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就丢掉了富饶广袤的东三省。举世震惊之余，也大大助长了日本人的嚣张气焰和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相比之下，三十多年前腐朽颟顸的清王朝是在力战不敌之下才被迫割让台湾的。面对昔日的敌人，蒋介石却不战就变相割让了东三省，民国时代的男人蒋介石连封建时代的妇人慈禧太后都不如。替蒋介石粉饰者将丢掉东北的责任归咎于张学良。中国近代以来最祸国殃民的紈絝子弟张学良当然要承担部分责任，但老大蒋介石要拜把兄弟张学良打日本，小弟张学良敢不打吗？
蒋介石对国军拱手让出东北的第一个解释是“攘外必先安内”，要集中军力围剿中共的红军。在蒋的心目中，中共的红军是比日军更大的心腹之患。尽管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蒋的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但作為对抵御外敌入侵负有义不容辞责任的中国最高军政领导人，蒋在这一职位上的表现是不合格的，蒋考虑国事的出发点是极其狭隘错误的。日本侵华，中国面临的是亡国灭种之灾。在这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蒋仍将一党利益凌驾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之上，这使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被打了个大折扣。
蒋介石对国军拱手让出东北的第二个解释是“中国没有准备好”抗战，这个托辞更是苍白无力。何时才叫准备好？什么才叫准备好？谁会等你准备好了才入侵？没有准备好就不能号令军队、号召民众就地抵抗吗？“满洲国”蕴藏有丰富的煤铁资源、出產大量的粮食、拥有大量廉价的人力资源，能為资源匮乏、劳力缺乏的日本实行“以战养战”的国策提供最大的支持。作為一位曾留学日本的最高军事领导人，蒋介石难道连“养虎為患”的简单道理、日本人“得蜀望陇”的狼子野心都不懂吗？
与蒋介石对东北不屑一顾的态度截然相反，日本人对“满洲国”极為重视，极为用心地将它建设成日本最大的海外资源供应地和工业基地。二战末期日本战败已无可避免时，日本人甚至计划“迁都”“满洲国”。东北地区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九十年代初仍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这与日本早期对该地区的大力建设密不可分。笔者相信：如果中国在“九一八”后以“以战止战” 针锋相对于日本的“以战养战”，在东北全面地、坚决地抵抗日本的占领，让日本人无法安下心来“全力经营满洲”，使日本缺乏发动全面进攻中国所需要的战争能力和信心，至少会推迟后来的“一二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发生，全面抗战也不会打八年之久，中国的人命和财产损失会比较小。
石油是发动现代化战争最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没有石油，任何一场现代化战争都无从谈起。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获取石油。几年前有媒体披露了一份美国政府的解密报告，谓美国早在上世纪初就在中国东北发现了大庆油田，美国勘探到的含油层位于地下一千一百米深处。美国人早就看出了日本对东北的狼子野心，更顾忌日本最终会成為美国的敌人，于美国人悄悄封存了鉆井井孔，并将这份报告列為最高级的绝密文件。日本上世纪初也曾在东北大庆油田的位置处鉆探，油井一直打到九百米深处都没有发现石油。受当时国际石油地质界盛行的“中国贫油”论和“陆相沉积层无富油层生成”论影响，日本放弃了在该处的继续勘探。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开始开发大庆油田，这“及时油”不仅使中国一举甩掉了缺油的帽子，更成为“三年困难时期”挽救了中共政权的一大功臣。毛泽东后来提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口号，可见大庆油田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性。直到近六十年后的今天，大庆油田仍在继续造福中国人。
日本人没有发现大庆油田，是天佑中国。如果日本人当初发现了大庆油田，绝对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魘。依托“满洲国”丰富的石油、煤铁、粮食、人力资源，日本只会专注于中日之间的战争，不会为了只获得南洋的锡、橡胶等战略资源再与英荷等国开战，美日太平洋战争也不会爆发。随着蒋委员长“准备、准备再准备”，日本“占领、占领再占领”，日本只要充分利用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地区数十倍于日本本土的人力、物力资源，真正作到“以战养战”，蒋委员长将如何领导中国抗战？若美日太平洋战争没有爆发，日本强大的海空军和部分陆军没有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消耗殆尽，日本本土也不会遭到两颗原子弹轰炸，日本为何要投降？日本不投降，中国如何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又凭什么要日本吐出“满洲国”？若“满洲国”成為既成事实，蒋介石即使领导中国取得了抗战的胜利，也将是一位民族罪人。历史善待了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九泉之下的他应该感到欣慰。
二. 被迫抗战、战略决策失误、指挥失当、战术呆板
蒋介石是被迫实行全面抗战的。抗战前夕发生的“西安事变”，一国的最高军事统帅竟然要部下将其扣押实施兵諫后，他才肯口头答应而不是以书面形式同意抗击日本侵略，真是中国人的悲哀。
整个抗战期间，蒋介石统帅的国军总体执行的是一条被动防御的战略。国军与日军在正面战场共进行过二十二次会战，没有一次会战是由国军主动进攻引起的。国军的战术也很呆板，只知一味与火力强大的日军拼伤亡惨重的阵地战。国军所称的在抗战中取得的一系列大捷，如忻口大捷、台儿庄大捷、万家岭大捷、长沙大捷等，多发生在抗战初期。将这些大捷按照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排序，可以画出两条主线，一条是自北向南、另一条是从东往西，最后都汇聚到中国贫瘠多山的大西南地区，那里成為国民政府和国军一步步撤退的最后落脚点。抗战早期的几次会战，既没有扭转国军溃败的战局，也没有转化為战略上的胜利，更没有对抗战产生深远影响，只是为国民政府和国军的溃退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国军在短期内丢失了中国东部二百多万平方公里最富庶、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土和全部出海口，三亿多百姓沦為亡国奴。一个拥有近千万平方公里土地、四万万人口、几百万军队的泱泱大国，不应该如此不堪一击。究其原因，中国国力贫弱、国军装备训练较落后、国军内部的派系矛盾、国军军令不一和战斗力较差等都是重要原因，但蒋介石战略决策失误、指挥失当也是两条重要原因，因為此时中国各党派、各地方军阀的军队均在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和领导之下，蒋介石是中方所有重大军事决策的总负责和最后拍板人。
抗战期间对中国真正有意义的战役都发生在国军大部分撤退至大西南、偏居西南一隅以后。这不是因为国军突然变强了，而是因为国军实在不能再退了，再退国民政府就要退出国境沦為流亡政府，让汪伪政府和其它伪政府“名正言顺”地代表中国了，这是一向以正统自居的蒋绝对无法接受的。俗话说“兔子急了还咬人”，於是从四川长江口至湖南长沙，国军在正面战场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坚决抗战。国军凭借天时地利、数倍于日军的人数和将士用命；日军面对大西南的崇山峻岭、过长的战线和其他中国部队不时在后方的袭击，终于再难有大的作為，国民政府和国军这才保住了最后这块“自留地”。
直到抗战末期，日军已成强弩之末，国军得到了大批美式英式先进装备、更有美国空军“飞虎队”助阵，却依然遵循被动防御、不主动出击的保守战略。一九四四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大好的一年。在苏德战场，苏军经过一系列战役，基本收复全境并向德国境内推进；在西欧战场，美英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并解放了法国，也向德国推进；在意大利战场，盟军突破古斯塔夫防线，攻占罗马；在东南亚战场，英军于英帕尔战役大败日军，扭转了缅甸的局势；在西南太平洋战场，美澳军队攻占新几内亚，又在菲律宾登陆；在中太平洋战场，美军发动了一系列跳岛进攻，攻占了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取得了辉煌战果并开始轰炸日本本土、封锁日本的海上运输线，日本处境维艰。可此时中国战场却响起了很不协调的“变奏曲”：日军出动二十多万人对国军发起了“豫鄂湘战役”。此时侵华日军因伤亡和被大批抽调到其他战场，实力大减，但仍能在豫鄂湘桂四省辽阔的战线上打得国军一败涂地。日军打通了大陆交通线，孤悬南洋的日军得以继续支撑下去。此役日军伤亡七万人，国军伤亡五十万人（七倍於日军），丢失了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二千多万百姓沦入敌手。蒋介石在此次战役后悲哀地说：“一九四四年对中国来说是在长期战争中最坏的一年”，“我今年五十八岁了，自省我平生受到的耻辱，以今年為最大”。史学界有一种说法是：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中之所以不惜出卖中国利益也要换取苏联早日出兵中国东北，就是因为豫湘桂战役的失败使美国怀疑国军的战斗力。
被国军抗战史大书一笔的“湘西会战”，主要作战时间为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此时距日本投降只有短短几个月，地点位于中国湖南省中西部。不论此战战果如何，看看地图就知道，除了更贫瘠的青海、西藏、贵州和西北地区，国军还剩下多少地盘。更可怕的是：日军早已从云南的腾冲、保山抄了国军的大后方。照这样再打下去，没有美苏的及时参战，蒋委员长恐怕只能再撤到贫瘠的大西北甚至出国“领导抗战”了，中国真要重复南宋“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覆辙，被日本打得亡国灭种了。
三. 缺乏军事素养、缺乏政治家的胆识与担当
蒋介石只上过保定陆军速成学校（未毕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东京振武学校（未毕业），本身军事素养不高；蒋用人唯黄埔嫡系是举，不重用、猜忌非嫡系如孙立人等真正懂得军事的人才；蒋不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在关键时刻考虑的都是嫡系的利益，致使非嫡系离心离德。蒋介石的另一大不足是指挥能力不行，但他偏偏喜欢越级指挥、瞎指挥，指挥作战连一个交警大队、一个步兵营也要干涉。临阵换将历来是兵家大忌，抗战时因为蒋临时换掉了中条山地区国军的指挥官孙蔚如、卫立煌，导致中条山战役惨败，而此前日军十三次进攻中条山地区都鎩羽而归。中条山战役是徐州会战以后在华北爆发的最大规模的战役，日军伤亡不到一万人，国军伤亡达五万多人，是抗战史上敌我伤亡最悬殊的战役之一。十年后蒋临阵换将的旧戏码又重演，此时正当国共在东北廝杀的关键时刻，蒋先后换掉了白崇禧、孙立人，此后国军在东北如日中天的优势就一步步走向“西边的太阳”。
白崇禧曾讥讽蒋介石只能当个步兵排长，这话虽然刻薄了些，但出自自家高级将领的评价，自不会是无的放矢之谈。如果有人不同意白对蒋军事才能的评价，不妨看看十年后的国共内战。此战爆发时，对立的双方中，有海空军的国军人数及装备早已不是抗战初期的国军可比；缺乏重武器、没有海空军的共军却比抗战初期的日军弱得多。但短短四年间蒋的八百万军队大部分被歼，最后连西南一隅都不能保全，败得比抗日战争还惨。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向美英宣战，美英荷加澳等国对日宣战。十二月九日，中国国民政府才追随盟国对日宣战，此时距七七事变已四年多，距九一八事变更已十年多，这在世界战争史上非常罕见。如果在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事件上也采取如此机会主义的态度，这样的领袖值得国人尊敬和信赖吗？
四. 昏招迭出的战术
1.黄河花园口决堤：它是中国历朝历代仅见的一大昏招。决堤对阻滞日军进攻收效不大，但决堤后形成的“黄泛区”对豫皖苏三省四十四个县市及其它地区造成了巨大灾害。近九十万平民死亡，近四百万难民流离失所，受灾人口一千万以上；受灾面积两万九千平方公里，冲毁一百四十万间民房、淹没近两千万亩耕地。一九四六年国民政府在花园口决堤处实施合拢工程，施工期长达十六个月，总耗资三百九十亿元，总施工人数三百二十万人。“黄泛区”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仍能从卫星图片上清楚看到。
2.长沙大火：又称文夕大火，起因为销毁在长沙存放的国军军用物资，以免被日军获取。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上午，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接到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林蔚打来的长途电话：“奉委座諭，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随即张又接到蒋的来电：“…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十一月十三日凌晨，当日军离长沙还有二百多里、长沙周围还驻扎着十多万国军正规部队严防死守长沙的战略态势下，在一片混乱和误传误报声中，熊熊大火首先从长沙的省政府和警察局等重点部门点起，然后点燃学校、医院等单位，最后挨家挨户放火，许多人还在梦中就被大火包围。最终有三万多人葬身火海（仅为可辨认为人类者的数目），烧伤者不计其数。长沙城百分之九十以上共计五万六千余栋房屋被烧毁，绵延几公里的长沙古城被烧为灰烬。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十多亿元，约占长沙总值的百分之四十三。长沙大火延续五日五夜，始自行熄灭。这场大火是长沙历史上破坏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城范围人为性质的火灾，也让长沙与华沙、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一起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日军还没到，比日军“三光政策”更可怕的“焦土政策”就出笼了。长沙数万军民没有死在日本人手中，却死在自己人手中，呜呼哀哉！一个至今无解的巨大问号是：销毁军用物资用得着采取焦土政策吗？焦土政策用得着烧毁长沙全城、让无数的百姓无家可归吗？
蒋对首都南京弃如敝履，但对长沙却要“全城焚毁”，是为两种极端，但蒋视百姓如蝼蚁却是共同的。昏招之极，莫过於此。
3.抗战胜利后：蒋将原本赴日本驻军的中国军队改调东北战场，中国从此失去了驻军日本的机会；蒋没有对日索取战争赔偿、没有乘势收复硫球，否则现在岂容日本右翼咄咄不休地聒噪。蒋介石非但没有宣判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有罪，反而“以德报怨”，聘请冈村宁次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特级教官。另外，在苏联的威逼利诱下，蒋承认了外蒙古独立，却将此諉过于中共，这是没有道理的。
横向的对比
中国和苏联同为幅员辽阔的大国，二战时先后遭受强敌入侵，将中苏战时领袖的战争意志和战争信念作一番横向对比很有意义。中国对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早有预见，而苏联对德国大规模入侵毫无准备。斯大林在党内军内实行了大清洗，苏军中有四万余人被清洗，其中一万五千人被枪决，包括枪决了五名元帅中的三人、四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三人、全部十二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六十七名军长中的六十人、一百九十九名师长中的一百三十六人、三百九十七名旅长中的二百二十一人。在开战初期，因缺乏准备和高级军官阶层几乎被全部消灭，苏军损失了几百万部队，欧洲部分的国土丢失了大半，情况与抗战初期的中国十分相似。
但斯大林的性格中除了独裁残暴的一面，还有坚韧不拔、不屈不饶的另一面，以及面对强敌入侵时的坚强意志、破釜沉舟的勇气和无畏精神，这些都是蒋介石所缺乏的。以苏德战争中最著名的三大城市保卫战为例：列宁格勒保卫战坚持了九百天不投降，最后获解围；斯大林格勒战役，十九万苏军没有撤退，坚持在城区以近战、巷战、肉搏战与德军死拼；莫斯科保卫战，德军甚至已可用望远镜看到克里姆林宫尖塔顶上的红星，但斯大林、苏共中央政治局、苏联国防委员会、苏军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作战组统统没有撤离莫斯科。当年十月革命节时受阅部队在红场接受了斯大林等人的检阅后，士气大振，直接开赴战场。
可南京保卫战呢？国民政府早于一九三七年十月末即决定迁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移至武汉。南京保卫战还没开始，蒋介石就未战先逃，致使军心涣散、指挥失灵。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结果十几万国军打不过几万日军，南京只坚守了三天就城破。兵败如山倒之下，数万国军被俘，三十万人被杀。南京保卫战能和苏联三大城市保卫战中的任何一个相比吗？
在战争后期，苏军发展到上千万，独力完成战略反攻、收复了所有被占领土，直至攻克柏林。抗战后期，国军在大批美援的支持下，可曾实施过哪怕有苏军一半规模的战略反攻？中国的大多数沦陷区不是被国军像苏联红军那样用武力解放的，而是日本投降后由国军和平接收的，所以时至今日，日本右翼仍然死不承认日军是被国军战胜的。若国军抗战后期时主动出击、最后像苏军那样用武力解放被占领土，日本右翼今天还敢如此顽固嚣张吗？
国民党的日本情结影响抗日
笔者认为：如汗牛充栋般的抗战史专著都忽略了一大研究课题：国民党大佬们根深蒂固的日本情结是否影响了他们抗日的决心。国民党最爱骂中共是苏共的“中国支部”，其实国民党在某种程度上又何尝不是日本黑龙会的“中国支部”？国民党自孙中山、黄兴起至蒋介石、汪精卫等诸多大佬，哪一个不曾在日本留学或曾在日本居住？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是在日本成立的，孙中山和同盟会曾得到了包括黑龙会在内许多对中国有野心的日本团体、日本政府的诸多金钱援助和道义支持。俗话说：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大佬们的日本情结深深融入了他们的潜意识中。辛亥革命的二号元勛黄兴就认为：孙中山亲手设计的两位一体的中国国民党党旗和中华民国国旗既不美，还是日本国旗与日本军旗的翻版综合体，有默许日本兼并中华之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南方人孙中山一直认为中华民国不应拥有北方苦寒的“满蒙之地”，那些鞑虏们生活的“化外之地”被日本人占去，没有什么关系。孙中山的这些观点，定然会影响到一生追随他的两大忠实弟子蒋介石、汪精卫抗战的决心。曾高歌“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在全面抗战开始后没多久，就义无反顾、一头扎进了日本人的怀抱，令多少人惋惜与不解。笔者认为：汪对抗战前景的悲观、对蒋介石的不满是两大原因，汪浓厚的日本情结、对日本的好感衍生出的对日本不切实际的幻想是第三大原因。近来陆续出版的不少抗战史研究专著披露：蒋也一直有与日本媾和的意愿，只是蒋介石手握重兵仍可一搏，身份又是中国最后一个应该投降的人；汪精卫的投日等于断了蒋与日本媾和的后路，因为蒋不愿意跟在汪精卫的后头、屈居於汪之下，蒋这才没有跌入“汪精卫陷阱”。一言以蔽之，国民党高层人士脱自娘胎的日本情结，即使没有使他们成为汉奸，至少也与“誓死保卫苏联”的中共“布尔什维克”们不遑多让。
抗战是惨胜，也不是中国人自己打胜的
以国军在抗战期间共消灭日军七十多万、国军伤亡和失踪三百二十一万余人计算，每消灭一名日军，对应的是国军伤亡四个半、中国丢掉三平方公里以上的国土、约五百名民众沦为亡国奴。抗战是惨胜，代价不应该这么大。
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抗战不是单靠中国人自己打胜的。强大的日本海空军和部分日本陆军主要是被美国人消灭的，日本关东军是被苏联人消灭的。要迫使日本彻底投降，唯有占领日本本土。连最强大的美国都十分忌惮占领日本本土要付出的巨大伤亡，不惜动用两颗原子弹迅速结束战争。单靠中国人自己，国民党加上共产党，即使获得外援，别说占领日本本土，在中国本土打赢并赶走日本陆军都至少还要再打几年，更别说日本强大的海空军是当时的中国军队鞭长莫及的。日本至今不服中国是有道理的，因為日本人其实没有败在中国人手里。日本人只承认败在美国人和苏联人手里，日本只向美国和苏联投降。七十年来日本一直对美国俯首帖耳、唯唯诺诺，是因为日本被美国彻底打服了，日本人只崇拜强者。如今中国已经超越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至少要在钓鱼岛或东海打赢日本，才能得到日本人由衷的尊重和敬畏，我辈、后辈自当努力。